同志们，如果你向任何一个熟读马克思著作的人提出下面的问题，他都会为之愕然：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，一个宣誓要消灭一切剥削的政党，为何要亲手在自己的国土上，重新唤醒并培育那个曾被斥为“罪恶之源”的力量—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？
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为何要培育它理论上的敌人？
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尖锐的，也是无法回避的。
而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抛开一切天真的幻想，回到历史留给我们的、那个冰冷而残酷的起点上。
历史的岔路口
马克思和恩格斯，以他们天才的洞察力，为人类社会发展描绘了一幅科学的图谱：封建社会孕育了资产阶级，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，而资本主义在达到其顶峰后，由于其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，将被它自己锻造的掘墓人——无产阶级——通过革命送入历史，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。
前面的步骤，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范本。英国的工厂、法国的革命、美国的宪法……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活剧。
然而，最关键的一步，那临门的一脚——一个发达的、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，如何通过无产阶级革命，和平或非和平地、完整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——在人类历史的陈列馆里，它的位置至今依然空缺。
历史的辩证法给我们开了一个辛辣的玩笑。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——俄国的、中国的、古巴的——都没有发生在伦敦或纽约的金融城，而是爆发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、最落后的环节。这些国家面前横着一个它们无法绕过，而经典理论又未曾详述的巨大难题：
在扫清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废墟之后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“未完成的课题”——资本主义。我们没有它所带来的庞大生产力，却要直接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。
怎么办？是等待一个永远不会自然到来的“资产阶级革命”，还是教条地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里，强行建设“纯粹”的社会主义？
不。列宁主义者、真正的革命者，从来不是坐以待毙的庸人，也不是背诵经文的学究。我们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、迫在眉睫的国家生存与建设问题。
于是，一个前无古人的战略抉择被提了出来，它大胆得令人屏息：
既然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、从资本主义母体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婴儿，那么，我们就自己来创造一个“温室”，加速完成这个历史阶段。不是等待资本主义自然成熟然后消亡，而是主动将它“请进来”，将它置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笼之中，在镣铐下逼迫它完成唯一的历史使命——以最快的速度，发展社会生产力！
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放出的是怎样的一个怪物。我们知道它贪婪、残暴、充满活力。但我们当时一穷二白，我们需要它的活力，需要它那“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，还要大”的魔法。
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：成为这头怪兽的驯兽师，利用它的力量为我们开荒，同时时刻紧握手中的鞭子和枪，准备在它力气用尽、垂垂老矣之时，果断地“叩开它的门扉，一枪毙掉这个丑陋、衰老的家伙”。
这场危险的驯兽游戏，就这样开始了。而我们都清楚，游戏的结果，只有两个：要么我们成功地驾驭了它，要么我们被它撕碎。
我们的战略，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堪称辉煌的胜利。资本这头被禁锢的野兽，以其与生俱来的、对利润的贪婪和竞争的活力，在短短几十年内，狂奔完了西方世界百年的工业化道路。高楼拔地而起，货物堆积如山，数亿人摆脱了贫困——这一切，都发生在那名为“经济增长”的耀眼太阳之下。
有些人会被这光芒迷惑，开始歌颂这头野兽的温顺与高效。他们错了，而且错得危险。
野兽从未被驯服，它只是在成长。如今，它已步入“壮年”，肌肉发达，爪牙锋利，并开始清晰地展露其本性。它不再满足于被禁锢在“有用”的牢笼里，它要按照自己的逻辑来重塑整个经济体，乃至整个社会。
它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，并开始“舍弃”它曾经依赖的人口。 资本的逻辑是追求更高的有机构成，即以机器和技术替代活劳动。早期，它贪婪地吸纳着从田野走进工厂的亿万劳动力，这是它的“人口红利”。但如今，它正冷酷地通过自动化、智能化和垄断，系统地“优化”掉这些它曾经需要的手和脚，制造出一支规模庞大的“相对过剩人口”队伍。对于资本而言，这不是悲剧，而是效率；对于社会而言，这却是动荡的根源。
它正在系统地再生产出它自身的对立面——一个“除了自由，一无所有”的无产阶级。 是的，这个无产阶级可能拿着智能手机，穿着时髦的衣服，但他们与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描述的那个阶级，在本质上并无二致：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，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工资，并在资本的精密核算下，被挤压出最后一点剩余价值。更致命的是，它同时再生产出那个资本主义最根本的、也是它自己无法克服的矛盾：一边是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，另一边是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相对缩水。 这一幕，与十九世纪那个危机四伏的欧洲是何其相似！经济危机的幽灵，已经在我们上空盘旋。
我们无法像美国那样，将这个内部矛盾转嫁给世界。
美利坚的资产阶级，依靠其全球性的军事与金融霸权，能够将国内危机的脓疮切开，让全世界为之流血。他们通过美元的潮汐、通过航母舰队、通过不对称的贸易规则，来维持国内一个“稳定”的中间阶层，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。
我们呢？我们不具备，也永远不应当去追求这种血腥的霸权。我们所依赖的，是通过辛勤劳动赚取的贸易顺差。但这在帝国主义霸权的全球体系下，是何其脆弱！他们可以随时用一纸禁令、一场制裁、一次金融绞杀，来威胁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。
因此，所有资本逻辑内生的矛盾——贫富分化、生产过剩、阶级对立——都无法向外转嫁，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境线之内积累、发酵、寻求爆发。
这就将我们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：我们亲手培育的资本力量，已经成长为一头足以撼动经济根基的壮年野兽，而我们却没有一个足以安全释放其破坏力的后花园。 它那无处安放的巨大能量，最终只能向内反噬。
于是，一个戏剧性的、也是极其危险的场面，在我们的共和国内部形成了。
屋檐下的对峙
同志们，如果我们仅仅将目光停留在经济数据和生产报表上，那我们就是可悲的瞎子。经济的对立，已经不可避免地上升为政治的现实。在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一政治屋顶之下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特景象：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“同居者”正进行着一场无声的、但决定命运的战争。
一方，是 “正值壮年的资本主义”。
它肌肉发达，充满了野蛮的力量。它的触角深入经济的每一个毛孔，它的逻辑——竞争、利润、增殖——已经成为许多人思考的默认方式。它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工具，它开始觊觎这件房子的所有权。它对于身旁那个名为“社会主义”的年轻同居者，早已 “面露凶光” 。任何一个熟悉阶级斗争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：一旦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取得哪怕暂时的优势，它会毫不犹豫地动用一切经济和社会力量，绞杀那个代表着它历史终结的对手，完成彻底的、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。这不是猜测，这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。
另一方，是 “社会主义的青年”。
它在政治上占据着统治地位。但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：相对于它那强壮的同居者，它的身躯——尤其是在经济生活的微观领域和日常实践的层面——尚且不够强壮。它的策略，在理论上似乎是清晰的：忍耐、监视、利用，等待资本主义完成其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后，像一切旧事物一样走向“垂垂老矣”。届时，再以专政的力量，“叩开它的门扉，一枪毙掉这个丑陋、衰老的家伙”。
这设想听起来很完美，但它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那个“壮年”的资本主义，会坐以待毙地等待自己衰老吗？它难道不会利用自己壮年的全部力量，来阻止那个“青年”的成长吗？
这场屋檐下的对峙，胜负手何在？有些天真的同志认为，我们已经在经济上画下了红线，在政治上严控着底线，并通过一次次的反垄断、反无序扩张对资本进行“迎头痛击”。他们以为，这样就万事大吉了。
大错特错！
这些看得见的战线固然重要，但最致命的攻击，往往来自看不见的地方。最危险的战线，不在董事会会议室，而在每个人的头脑里。
资产阶级的先生们，以及我们党内那些糊涂的伙伴们，总是嘲笑我们过于重视意识形态斗争。他们宣称“经济就是一切”，“生活好就行了”。这正是他们最阴险、也最高明的地方。他们试图让我们解除思想上的武装，而他们自己，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一场残酷的、全面的意识形态战争！
资本逻辑的侵蚀力，之所以比任何公开的政治反对派都危险一万倍，就在于它并不直接反对社会主义的口号。相反，它狡猾地绕开了我们的正面防御。它利用人性中对物质享受的渴望，对个人成就感的追求，对所谓“自由选择”（哪怕只是在几十种洗发水之间选择）的向往。它将这一切包装成普世的、自然的价值观，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内核植入我们的社会肌体。
更严峻的挑战在于我们自身的合法性困境。
这些年来，我们政权的合法性，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由资本驱动所带来的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之上的。我们必须不断地向人民宣扬：“看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！” 这本身没有错。
但客观上，我们每宣扬一次经济发展的成就，就是在间接地宣扬一次资本的成就！我们越是为经济的飞跃欢呼，资本就在暗地里笑得越欢。它在窃取我们宣传的果实！
而当我们试图转过身来，批判资本的负面效应——它的剥削性、它的两极分化、它的道德虚无时，我们的声音是苍白无力的，我们的说教是自相矛盾的。因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、他们的上升渠道、他们对“美好生活”的具象化理解，都已经深深地嵌入在了这个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体系之中。
最终，这将导致一种 “精神分裂式”的意识形态状况：官方的文件和政策中充满了社会主义的辞藻，而日常的社会实践和个人的价值追求，却完全遵循着资本主义的规则。这种普遍性的信仰虚无和机会主义，是腐蚀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灵魂的剧毒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那个代表着未来的 “社会主义青年” ，如何能够在精神上真正地强壮起来？一个在资本提供的奶水中长大的青年，会不会在内心深处，早已认同了这位“养父”的价值观？
这便是我们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。我们能够管制资本的行为，但我们能管制它那无孔不入的“格式化”力量吗？那位试图驾驭资本的“骑手”，在长期学习“马术”之后，会不会最终忘记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地，而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，都耗费在“如何骑得更快”上，从而被他的坐骑引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？
那些鼓吹与资本“和平共处”、只取其“利”而避其“弊”的同志们，不是政治上的幼稚者，就是理论上的叛徒。我们必须用铁一般的事实，戳穿他们虚伪的幻想。
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可以任由我们拆解的机器，它的“好处”与“病症”源于同一颗心脏——资本增殖的逻辑。你要接受它的生命，就必须接受它全部的代谢产物，包括那些致命的毒素。
让我们看看这头野兽与生俱来、无法割裂的“全盘病症”：
竞争与积累的逻辑，必然制造贫富分化与垄断。 为了在竞争中胜出，资本必须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积累。这绝非偶然，而是系统性的必然。其结果就是：一极是财富的惊人积累，另一极是贫困的相对积累。任何试图用二次分配来“修补”这一过程的努力，都像是在试图堵住一个不断爆裂的堤坝。
利润至上的逻辑，必然导致生态破坏与人的异化。 将清新的空气、洁净的河流视为“免费”的礼物，将工人的生命与尊严视为可计算的“成本”——这是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短路径。它必然将自然视为可掠夺的仓库，将人视为可榨取的“人力资源”。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，不是资本主义的意外事故，而是它的日常排放。
无限扩张的逻辑，必然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并走向帝国主义。 资本必须冲破一切民族、道德的界限，去追逐利润。当全球市场被瓜分完毕，其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——社会生产能力与民众有限购买力之间的巨大裂痕——就会总爆发。这时，它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帝国主义。通过金融扼杀、军事威胁乃至战争，来重新瓜分世界，转嫁内部危机。
战争是资本主义的继续
贫富分化、生态浩劫、人的物化、经济动荡、军事霸权……这些不是资本主义可以治愈的皮肤病，而是它深入骨髓的基因缺陷。接受资本主义，就意味着全盘接受这一切。任何“修补”和“驾驭”的企图，都只是在管理它的病症，而非治愈它的疾病。
美国道路的封闭
有些目光短浅的人，会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，幻想走一条“美利坚式”的道路。他们应当被带到历史的审判台前，接受最严厉的质询。
美国之所以能维持其表面的稳定与繁荣，并非因为它找到了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灵丹妙药，而是因为它享有了一份历史性的、不可复制的“特权”——全球霸权。
它利用美元霸权，向世界征收铸币税，让全球为其挥霍买单。
它利用军事霸权，敲开别国市场，保障其资源与航线的安全。
它利用政治与文化霸权，将内部矛盾包装成“普世价值”的问题，并成功向外转嫁。
美国的稳定，是外部输血下的稳定；美国的繁荣，是建立在全球剥削之上的繁荣。它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不平等，来暂时缓和国内的不平等。这条道路，是鲜血铺就的、帝国主义的道路。
然而，今天，历史已经关上了这扇血腥的大门。
任何试图复制美国道路的企图，都将引发无法承受的全面对抗。在多极世界的崛起现在，中国、欧盟、俄罗斯、印度等任何力量中心都绝不会容忍一个新的全球霸主诞生。大国间的直接热战意味着共同的毁灭，使得通过传统世界大战来重塑霸权体系成为不可能。新殖民主义、金融掠夺在全世界范围内正遭遇日益强大的政治抵抗和道德谴责。气候变化、流行病等生存威胁，要求的是全球协作，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、肆意妄为的新帝国。
因此，企图通过成为“第二个美国”来解决我们内部资本矛盾的想法，不仅是道德上的彻底堕落，更是战略上的自取灭亡。 这条路，只会将我们拖入与整个世界的对抗，并在资本内在矛盾与外部巨大压力的合力下，走向比美国更快、更惨烈的崩溃。
我们站在一个空前的历史隘口。向后，是注定崩溃的资本主义帝国幻梦；向前，是无人涉足的、超越资本的社会主义荒野。
我们别无选择。
我们亲手唤来的资本力量，已经用它全盘的病症向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。外部世界的紧闭的大门，也断绝了我们转嫁矛盾的幻想。所有的退路都已消失。
现在，摆在我们面前的，只剩下最初那个，也是最根本的那个任务：不是如何更好地“驾驭”资本，而是如何果断地“超越”资本。 不是成为另一个美国，而是必须成为真正的、唯一的中国——一个率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包围中，闯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的文明。
这场“屋檐下的对峙”必须有一个结局。不是社会主义的青年在资本的侵蚀中精神窒息，就是它积聚起全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，完成那历史性的一击。
时间，已经不站在等待的一方了。